读书分享：葛兆光《想象异域》（揽镜自鉴）
仅仅靠中国资料来解释中国，是否就已经足够？
乍看上去，这个问题涉及的只是处理历史资料的范围、技术和方法，实际上，这一问题背后，却是一个如何“理解”或者“诠释”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大问题。虽然在道理上，人们都知道“只知其一，便一无所知”（He who knows one，knows none），用时髦的话说，就是没有“他者”，就无法了解“自我”。但是，真正在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中，既能摆脱“以中国解释中国”的固执偏见，也能跳出“仅仅以西方来评判中国”的单一模式，通过周边文献资料和不同文化视角来反观中国，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留存在“山川相连”的朝鲜，或者“一衣带水”的日本，有很多涉及中国的历史资料，多年来似乎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掘和使用。
其实，这批资料的价值很早就被学界注意到了。1938年，胡适在瑞士的苏黎世（Zurich）代表中国第一次参加国际历史学大会，在题为《近年来所发现有关中国历史的新资料》（Recently Discovered Material for Chinese History）的英文论文中，就曾经提到当时他所意识到的有关中国史最重要的新史料，包括后来被称作“四大发现”的甲骨卜辞、敦煌卷子、居延汉简、明清大内档案，也包括各种禁书、逸书，而与这些新发现并列的，就是下面要讨论的“日本朝鲜所存中国史料”。可是，七八十年过去，除了1934-1936年间金毓黻在编辑《辽海丛书》时，注意到柳得恭《滦阳录》、《燕台再游录》、朝鲜世子《沈馆录》、宣若海《沈阳日记》中的东北史料，以及吴晗曾经在《李朝实录》中辑出十几册有关明清中国的珍贵史料外，只有少量文献，比如人们耳熟能详的日本圆仁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、圆珍《行历钞》、成寻《参天台五台山记》、朝鲜崔溥《漂海录》、朴趾源《热河日记》等等得到整理、经过介绍而进入研究视野。当然，近二十年来，一些有关文献陆续出版，但是，更多有关近世中国的大量日本、朝鲜（也应当提到越南）的文献，至今尚没有特别深入的研究。
好在这种情况近年来已经有所变化，这一改变有两方面的背景。一方面是由于中日韩诸国交往越来越多，文献资料的取得大大方便，其中有关东亚历史与文化的丰富文献在日本和韩国出版，引起中国学界三个研究领域学者的兴趣，即（一）研究“域外汉籍”的文献学家，（二）研究明清中国社会、思想与历史的历史学者，以及（三）研究中韩或东亚交往的国际关系史学者。他们普遍对这一庞大的文献资料产生了兴趣，因为对中国来说，这是很新鲜的史料。另一方面，则是由于对于中国、东亚和世界历史的研究观念的变化，在新的学术潮流刺激下，人们开始注意到民族国家意识、区域文化认同、东亚互相观看、想象与历史记忆等新问题，而这些燕行文献就为这些新的历史观念和观察视角，提供了相当生动的资料，并且促使中国学界逐渐形成重新理解和解释“中国”的新坐标和新视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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